2015年歐洲台灣青年人文社會學會年會－錄取摘要

從當代陶瓷藝術創作探討臺灣文化

陳文曦／英國巴斯思巴大學陶藝博士候選人

本論文探討身為一個藝術家，處在跨文化圈（臺灣和英國）的身份中，如何利用貼近土地的媒材──陶土，剖析自己國家文化的處境。西方文化界的觀點下，臺灣常被分析歸類在邊緣文化圈的尷尬狀態。臺灣，僅僅成為他者文化意識形態下的不尊重分析，如何應用當代陶瓷藝術作品，傳達自己家鄉的聲音並釐清西方的觀點。何況西方世界從很少被殖民過，常常是在當殖民者的主宰。在分析後殖民者的臺灣文化身份中，如何明確擺脫西方學界，熟悉的後殖民思維模式？期盼透過本論文找回屬於臺灣的核心文化價值、文化認同、文化意義，這是本論文主要的探討內容。

離開遙遠的故鄉到英國，筆者是一個外來者的角色，凝視著遠方的家國，遠距離產生的美感情狀，創作屬於自己家鄉的文化記憶。隨著時空環境的變化，許多物件在不同文化系統換置，有相似的詮釋，更有截然不同的意義，例如：香蕉、雞爪、藥草、湯匙、玫瑰花瓣，透過藝術重新賦予物件的新生命。筆者結合文獻與當代，文獻則以大英博物館的圖書館藏資料──臺灣古地圖，當代則有太陽花事件、傳統結婚禮俗、臺灣樟腦的氣味，呈現藝術家心中的臺灣當代的文化願景。

透過藝術創作將故鄉悠遠的文化，揉合跨文化中的矛盾，釋放糾結的危機感。讓西方的觀眾透過藝術作品，增進彼此文化認同，重新建構身處在英國的臺灣人，思考臺灣文化，認識臺灣的現狀。此外，筆者用口述歷史的研究方法，收集第一手資料，以女性的觀點，探討臺灣阿美陶藝。這是一個即將消失的文化系統，唯有女性可以做陶的傳統，在現代化生活交互影響下，臺灣阿美族的女性生活更顯得文化傳承的珍貴性。

本論文呈現筆者如何利用原有的物件和新創作的陶瓷作品，在西方臺灣文化議題的文本對話的過程中而創作當代陶瓷的思維，思考如何用火山釉料與英國瓷土，展現跨文化交流的樣貌。自己的家鄉，臺灣需要活出自己的生命力，而不是被西方文本所局限，更不是活在西方的分析中。應該發現自己傳統文化的價值，了解過去的臺灣文化，從歷史的經驗中相信自己的文化本體是有尊嚴。現今臺灣不知不覺活在殖民時代，或是後殖民的氛圍下。過去曾被西班牙、荷蘭、日本佔領或統治，現在則與中國處於敏感緊張的狀態，被殖民的政治陰影與文化入侵，還留在意識中，臺灣人的生活方式似乎還籠罩著微妙的殖民意識。

-------------------------------------------------------------------------------------

「你在上；我在下」─如何藉由「空間方位隱喻」來表達古埃及王權？

徐詩薇／德國柏林自由大學埃及系博士

從古至今，大部分的語言學家都把隱喻視為是修辭學的一種，它的作用在於比較兩種不同的事物，用其一來類比其二。但自從1980年雷考夫（George Lakoff）和詹森（Mark Johnson）大膽地提出了「概念隱喻理論」（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之後，在語言學界掀起了一個全新探索隱喻的視野。他們指出隱喻其實無所不在，它不只在語言內，也在思想及行動表現中，與我們的生活密不可分。他們利用一般人認知的底層論證了「空間方位隱喻」（orientational metaphor）、「實體隱喻」（ontological metaphor）和「結構隱喻」（structural metaphor），前兩種得自於我們肉體經驗的原初認知，第三種則是原初概念基礎上的系統性。

「空間方位隱喻」意味用方向來表示抽象的情境，例如：「上」、「下」、「左」、「右」、「前」、「後」、「裡」、「外」等等。舉例來說，「上」─「下」的空間方位隱喻可以衍生出以下抽象的情境：「上」代表著好、高姿態、活著、有控制權和主動；相反的，「下」就代表著不好、低姿態、死亡、失去控制權和被動。舉例來說，古埃及王總是站著直立，處於高位，相反的，敵人總是蹲著、趴著或是跪著，處於低下的狀態。若是將空間方位隱喻描繪古埃及王與敵人的關係，則可得知以下情境：國王是上，敵人是下，這也意味著國王有著控制力，是主動的並且保有活力；相對的敵人是被控制的，被動的，也是死氣沉沉的。

埃及學學者時常用不同角度和觀點去探討古埃及王權，因此它一直是埃及學中熱門的主題。古埃及的王權與神權密不可分，國王不僅是荷魯斯的化身，更是太陽神之子。王權與神權的關係，從古王朝的時期就可以明顯看到，尤以國王圖像為甚，再者，文字的發展漸趨成熟，這種關係也普及到古埃及所有文獻，國王銘文更是記載了國王得到權利的合法經過。因此，本文的主要重點將透過「空間方位隱喻」的角度來解析國王圖像和銘文中的古埃及王權，探討古埃及王與其敵人的關係，以及發展經過。

-------------------------------------------------------------------------------------

台客文化的神話學演練－以金枝演社的作品為例

黃叔屏／法國巴黎第八大學戲劇系博士生

常被譽為戲劇界台客第一天團的金枝演社, 靈活的結合大眾文化與台灣意識, 精準的捕捉台灣當下的社會氛圍及文化走向,成功地以知識分子的身分營造台灣的民眾劇場 (le théâtre populaire ). 金枝演社 自1996年的 « 台灣俠白小蘭»開始, 就以胡撇仔戲的形式作為作品創作的基礎點, 儼然成為這個台灣歌仔戲變種戲劇的代言人,影響所及,金枝逐漸從論述上擁有了呈現台灣特性的正當性(légitimité). 矛盾的是, 金枝演社的作品和受知識分子的偏好有著美學上的差異, 金枝演社為何能自台灣現代劇場的中心突圍, 既做出了極盡拼貼與濫情的通俗劇, 又能引起了知識份子一定的認可與好奇心 ? 

不可諱言, 金枝的作品充滿了台灣影視作品最習見的老套情節與陳腔濫調, 但在導演對敏銳的時代捕捉感以及周邊台派藝術家的幫助之下,這些陳腔濫調作為共同記憶的一部分,反能騷動觀眾的懷舊鄉愁以及對於台灣土地的認同情感. 在這些拼貼電視劇情節的陳腔濫調中, 刻板印象的營造更讓我們看到自陳水扁時代以來 « 台灣性 »在被媒體及政治論述塑造下的單一本質化形象.

2000年後台客被媒體捧為主流文化的社會背景下,花俏,輕鬆,無厘頭,拼貼,台灣腔國語,夾腳拖等外在的個別形象集合成一個本質化的整體,並被賦予意義為一個正統台灣人的歷史形象.俗民生活的懷舊物事與庶民品味的俗艷成為了文化認同行動的一個外顯標誌.金枝作品裡呈現的花式襯衫,木屐, 台客站姿的三七步,豪放草莽的河洛語言,以及舞台置放的庶民城市風景與道具, 都在金枝有意識的操作下, 成為作品中的台客品味. 同樣的, 觀眾在同樣的社會氛圍的默契中, 將台灣美好年代的情懷投射其上, 不管是他們對舊時代或舊戲劇的想像,都隱含著他們對於國族的認同想望.

這篇論文將自金枝演社的胡撇仔戲系列作品出發,自腳色形象,配樂,台詞以及宣傳文字來探討這些刻板印象成的元素的社會與文化脈絡.在重複刻板印象,拼貼流行文化和大量使用陳腔濫調的所表達方式的背後,支持著這些國族神話產生的社會結構及文化需求. 

-------------------------------------------------------------------------------------

論二十世紀台灣視覺藝術的文化認同 

蔡潔妮╱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文化社會學博士生

由於過去一個世紀以來的連續殖民經驗,台灣人的認同問題成為一個複雜的題目,並因此吸引該領域研究的國際注目。

這個研究試圖處理與分析認同與視覺藝術二個領域交錯下而產生的現象。我們先假設一個依一國之歷史、地理與風俗建構而生的集體美感之存在。國家不只建立了政治性與經濟性的邊界,同時也經由義務教育,以及集中式的大眾傳媒之效建立了文化邊界,也因此文化表達自然趨向一種在國家尺度下的同質化。舉個例子,這也就是為什麼在威尼斯雙年展中,即使當代藝術的操作形式已經相當國際化了,我們依舊能夠識別出參與國之間的有所差異的國族美感。

然而,具有一種可識別的國族(或地域)美感並非台灣視覺藝術的特徵。一些西方藝評家認為台灣藝術家相當熟悉西方藝術的表現手法,不過,台灣視覺藝術的主流品味展現,很明顯地表現出一種對地域特質之彰顯的缺席。也因此,我們很難在世界當代藝術當中去識別出一種台灣視覺藝術的集體風格。

從集體美感的角度來看,遠離國家或是地方色彩可以說是台灣視覺藝術的特質。到底是什麼因素導致這個結果?此外,如同國族認同衝突正浮現於島上,若將島上差異的文化認同,作為對台灣視覺術創作分析的一個參考因素,我們其實也可以在非常少許的台灣藝術作品當中察覺到,基於文化認同差異而產生的「幽微的」美感分歧。

連續文化殖民的作用也許可以導引出台灣視覺藝術的這個特殊現象之歷史脈絡。本研究將以二十世紀的台灣視覺藝術表現為觀察對象,藉由對視覺藝術場域主流品味的作品、論述與筆戰,以及他們在認同競爭下的角色的分析,這個研究試圖以認同研究的視角,來解釋視覺藝術場域「較隱晦」的文化認同表達,以及這個「隱晦」的文化認同表態,在台灣認同問題與文化霸權的角力中的參與路徑與影響。

-------------------------------------------------------------------------------------

沒準備好的談判：論1945年中華民國準備工作與《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簽訂

黃家廉／俄羅斯莫斯科大學歷史系廿至廿一世紀俄羅斯史組博士生
 

1945年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Sino-Soviet Treaty of Friendship and Alliance)在中華民國與蘇聯關係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中華民國自1912年成立以來，不論是北京政府時期還是南京政府時期，對蘇關係是衝突多於和平。兩國能排除萬難，簽訂同盟條約有其劃時代的意義，但雙方並未因此發展真正的合作與友好，反而在短短四年內轉變成「反共抗俄」的敵對關係。

如此劇烈的變化促使不少學者投入《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研究，形成三種主要不同的觀點，以解釋為何當時中蘇簽訂同盟條約。第一、受美、英盟國在雅爾達會議(Yalta Conference)的背叛，私相授受犧牲中國的權益給蘇聯，中華民國為降低國家利益的損失而不得不與蘇聯妥協、簽訂此條約。在談判的過程中，中華民國是處於被動與受害的地位。

第二、1945年夏季以前，中華民國雖然貴為準戰勝國，但處境並不樂觀，除華中、華南與新疆部分地區由中央政府直接治理外，其他皆非其能統轄，特別是東北屬滿洲國，華北、華中等不少地區屬中國共產黨掌控，中華民國政府若欲戰後發展經濟與社會的建設，就必先統一內部各個勢力，達成此目標需獲得蘇聯的支持。只要蘇聯支持中華民國政府，就能迫使中共放棄武裝，接受體制內的整合，並且穩固中國在與蘇聯接壤地區的治理，所以與蘇聯簽訂同盟條約，承認蘇聯在雅爾達協定中的條件，中華民國有其主動性與受益的部分。

第三、美蘇遠東勢力的發展影響中蘇訂立同盟條約。1945年初美國迫切希望蘇聯投入太平洋戰爭，以減少美軍對日作戰的犧牲，所以在雅爾達會議上同意蘇聯對遠東利益的條件，並且會後與蘇聯合作，促使中華民國上談判桌。美國與蘇聯是戰後世界唯二的強國，中華民國若欲以五強之姿參與國際事務，必定需要美、蘇兩國的支持，雖然被動與蘇聯簽訂同盟條約，但對自身在國內外事務運作上亦有好處。

上述三種觀點雖然解釋為何中華民國與蘇聯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但卻沒有解釋中華民國為何與蘇聯定訂出「這般」《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若中華民國欲真正獲得蘇聯支持，以解決中國共產黨等內政問題為優先，那應該在談判中降低與蘇聯的衝突，進行與蘇聯多方合作的討論，但此情形並未出現。若中華民國受美國影響旨在促使蘇聯對日宣戰、盡早結束戰爭，那麼在談判中應對兩國對日作戰需要進行密切的討論，但此情形亦未出現。若中華民國欲捍衛國家主權、領土與行政完整為最高目標，那應該在不違背目標前提，積極尋求其他合作的可能，但此情形並未出現。究竟為何中華民國會與蘇聯簽出「這般」無法真正帶給兩國合作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

筆者以為問題出在談判準備工作的不足：中方沒有清楚的談判目標，也就沒有確切的談判內容和策略；對蘇聯談判的目的與動機亦了解過少，當蘇聯態度強硬超過預期，中方談判團遂進退失據。本文將以俄羅斯與臺灣新解密的檔案探討此項問題。

-------------------------------------------------------------------------------------

從勞動者身體意象反思當代臺灣社會價值觀的建構與來源

林冠群／德國弗萊堡大學社會學博士候選人

歷經六零年代經濟起飛,經濟結構由傳統農業、製造業,漸次轉型向服務業,臺灣社會已然走向後現代消費主義。欣欣向榮的商業活動,確實為城市景致憑添繁榮與歡樂的氣氛。然而自90年代末以來,這座充滿活力的寶島便壟罩著數不盡的「壓力」、「不快樂」、「不健康」與「不滿」,最終成為「忙碌卻無感」的社會。本論文以勞動條件與生活狀況為經、當代身體行為慣習與社會角色為緯之質性訪談,即顯示出當代臺灣受僱勞動者雖不滿其勞動與生活條件,卻又慣於服從奉獻、順從階級差異,將「身體」用作勉強維持自身經濟競爭力與階級流動之「資本」。

臺灣社會何以出現表面看似歡樂,個人意識感受卻滿是不滿與壓力的矛盾現象?若我們對既有社會結構有所不滿,這一結構為何得以持續存在,甚至反過來制約我們的價值觀念與日常行為?透過什麼樣的取徑,我們才能正確批判渠等現象,為其尋得解藥?以西方身體社會學、華人傳統及當代身體觀、近代及當代臺灣經濟發展與社會變遷為基礎,本論文將反思臺灣社會現存的價值觀從何而來、如何建構形成,又該如何客觀、理性地加以分析、詮釋、批判,藉以解答箇中現象及其衍生之問題。

綜觀文獻回顧及深度訪談,本文重點包括:1. 傳統儒、道對身體的定義,即西方身體社會學視角中「結構化理論」式,「主動建構社會結構」與「被動受外在規範制約」雙重意義兼具的身體觀。然此觀念在封建時期、日本皇國殖民、戰後國民政府高壓統治、以及資本經濟快速右傾等變遷下遭致扭曲。在監視、馴化、剝削等結構壓力下,身體淪為單純被動、受外在制約與規訓、缺乏主動意志與社會建構能力的「純粹物體(Körperding)」。2. 當代臺灣社會在思想上雖仍保有傳統儒、道觀念,卻也內化、再製了各時期對其原始論述與意義的扭曲。曲解的觀念與近代社會規約交錯形塑下,個人的社會責任遭致卸除。一方面,個體失去建構社會的主動性;另一方面也慣於將各種社會問題歸咎於他者或社會結構。順從固有階級屬性或依循經濟、文化與社會資本行為,卻又未加意識或不思變革的行為慣習,即其具象結果。3. 臺灣當前各種社會現象或觀念的形成,既是華人傳統文化與歷史變遷的產物;同時,本地歷代政治、經濟與社會變遷更是影響深刻。戰後文化與政治意識形態下的「去本土化」,以及為反撲該意識形態而生的「去中國化」,不啻為「去脈絡化」的便宜手段。不僅無助於理性批判社會問題,甚至漠視社會及歷史的結構性脈絡,令問題濫觴邊緣化、模糊化。此即絕大多數個體無從具身實踐真正想要的社會價值與生活型態的根本原因。

-------------------------------------------------------------------------------------

如何理解康德的最高善概念？

林正昊／德國慕尼黑大學哲學系博士生

康德在倫理學研究當中是一個屹立不搖的里程碑。他以形式主義（Formalism）和嚴格主義（Rigorism）的標籤成為了義務論（deontology）倫理學中的一個典範。他在建立道德規範性之基礎的過程當中嚴格地排除任何對行為後果以及人類福祉的考慮，這是康德倫理學廣為人知的一面。然而這卻不是康德倫理學的全貌，在他的倫理學體系當中，存在著一個備受爭議的最高善（highest good）理論。

所謂的最高善，即是德行與福祉按照比例一致地存在於道德行為者身上，簡單來說，也就是一個道德上的好人，同時也應該要擁有他所配得的幸福。針對這個最高善概念，康德進一步主張它是人類意志先天（a priori）必然的對象，如果最高善不可能，那麼道德法則也將會是錯誤的（KpV, V:114）。這個主張強烈地違反我們對康德倫理學的印象，並且看起來將使他陷入自我矛盾當中。既然道德原則不考慮行為的對象實現，也不要求其結果帶來人類的福祉，又何以包含福祉概念的最高善的可能性會影響道德原則的成立與否。面對這個問題，一種最簡單的解決辦法就是把這種理論內在的不一致視為康德的思想受其時代之宗教權威所限制的結果，即康德可以藉此進一步主張，為了保障最高善的可能性我們必須預設上帝存在，以使他的體系不至於違背當時社會的主流思想。然而，如果我們深入了解康德的體系，這樣的解釋不僅過於廉價、忽略了康德批判哲學整體的精神與目的，也放棄了根據慈善原則（Principle of Charity）來詮釋出更有價值的融貫理論的可能性。在這篇文章當中我將嘗試指出，康德在其哲學系統中引入最高善概念，在其形式的道德規範性之中仍有其根據，並且是基於與道德規範性之基礎不同層次的考量。它不僅與其形式主義的倫理學不互相衝突，更對於其整個哲學體系的最後目的而言是一不可或缺的環節。因為康德批判工作的最終目的並非根絕一切形上學，而是建立一門具有科學（wissenschaftlich）有效性的形上學。如此一來，要如何在傳統形上學對象（上帝、靈魂等）遭到《純粹理性批判》（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剝奪了其認知意義的情況下，重新安排它們的地位，就會是一樁康德無法避免的任務，而正是在這個環節上，最高善概念起了它無可替代的作用。如果這個嘗試是成功的，將顯示批判哲學的精神不在於簡單地在表面上非此即彼的概念衝突中選邊站（例如要麼只考慮義務，要麼只考慮結果），而在於進行正確的劃分，力求讓互相衝突的概念各從其類，在其合適的運用當中保持有效性。這除了會讓原本康德看似冷峻嚴酷的倫理學更貼近吾人的道德直覺以外，還能使處在習慣於將議題分割化討論的當代的我們反省古點哲學家整體性思考的長處。

-------------------------------------------------------------------------------------

在現象學邊界上的問題－關於死亡的現象學

楊運弘／德國弗萊堡大學哲學博士候選人

意識-意義-語言的三重關係，一直是環繞在 20 世紀現象學運動1開始以來的 核心命題之一。然而，現象學從奠基者胡塞爾(Edmund Husserl)開始就強調體驗/事件(Erleben/Erlebnis)作為不可或缺的重要過程，故此在無意識問題，在經驗與語言的斷裂意義處境上一直遭遇著難以克服的疑難。這些處境如死亡、出生、 睡眠、無意識狀態或者是宗教的神祕體驗2。強調對體驗進行表述與分析工作的 現象學而言，死亡-死(Sterben-Tode)問題又是現象學問題中最為棘手的難題。很 明顯的，我們不可能完成自身死亡的體驗過程，再回過頭來進行表述、分析與還 原其本質的現象學工作。但做為人的存有即意味著對於死亡的無可迴避，海德格 (Martin Heidegger)在其 1927 年出版的成名作《存有與時間(Sein und Zeit)》3提 出向死存有(das Sein zum Tode)的概念。並相當程度的影響了 20 世紀對於死亡 問題的解析。然而，隨著 2014 年胡塞爾歿前晚期手稿的整理出版。4讓對於死亡 問題的現象學解析有了一條新的路徑可能。

眾所周知，胡塞爾與海德格兩人對於現象學的發展有著迥然不同的見解與影 響。5然死亡現象對於兩人而言，卻皆視其無可迴避的問題之一，特別是聯繫起 對於世界的問題上。對於海德格而言，死亡是此有(Dasein)直接投向的問題，是 世界以朝向消亡的姿態而開顯的方式之一。同樣的，胡塞爾也視死亡為指向生活 世界意義而言，所必須面對的問題。在論述上，生活世界做為整全的意義而言， 死亡問題就如同我(Ich)在世界體驗(Weltvorkommnisse)與持續存在地 (immerfort)世界體驗中，一塊總是指向未來卻永遠無法獲得的拼圖。包含著對於 無意識、身體/軀體(Leib/Körper)、生活/生命(Leben)等等概念的探索。本文的工 作，即在死亡的現象學問題上，以胡塞爾全集 42 卷對於死亡現象的探究為輔，以海德格《存有與時間》為主，借由兩者對於死亡問題相似與差異的辯證，對於 這一現象學邊緣上的概念進行鋪展。對於歷史發展、兩者的哲學思路以及現象學所特持的生命與哲學的一致性問題進行鋪展。

1. 現象學運動此一說法，參見Herbert Spiegelberg, "The Phenomenological Movement: 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3rd edition. with the collaboration of Karl Schuhmann. The Hague: Nijhoff. 1982.或Hans Rainer Sepp, (Hrsg.): "Edmund Husserl und die phänomenologische Bewegung. Zeugnisse in Text und Bild." Alber, Freiburg u. München 1988.
2. 對於神秘體驗的分析不等於神秘/密契主義（Mystik/ Okkultismus）。
3. Martin Heidegger, "Sein und Zeit", Niemeyer, Tübingen, §§ 46-53, 2006. 後簡稱SuZ.
4. 即胡塞爾全集第42卷。Edmund Husserl, "Grenzprobleme der Phänomenologie - Analysen des Unbewusstseins und der Instinkte. Metaphysik. Späte Ethik (Texte aus dem Nachlass 1908 – 1937)", Husserliana: Edmund Husserl – Gesammelte Werke, Band 42, Springer, 2014. 後簡稱Hua XLII.
5. 除了現象學史上著名的大英百科現象學辭條事件外，胡塞爾甚至批判過海德格將現象學縮限在人類學的問題之上。參見 Edmund Husserl, Psychological and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 and the confrontation with Heidegger (1927–1931) (Dordrecht: Kluwer, 1997).

-------------------------------------------------------------------------------------

以空間記憶作業探討老化過程中大腦的神經網絡補償機制 

賴哲瑩／英國紐卡索大學神經科學博士候選人

本研究旨在了解大腦如何維持隨著健康老化而造成的認知能力衰退。 「半腦老化不對稱假說」（Hemispheric Asymmetry Reduction in Older Adults (HAROLD)假說）認為左右半腦退化的速度在老化過程中不盡相同。認知表現的差異來自老年人能否有效運用有限的大腦資源。年長者若能將維持較好的半腦的資源轉移幫助退化速度較快的半腦，則其認知能力在老化過程中得以保持；無法妥善運用大腦資源的年長者，其認知能力易隨老化而衰退。支持HAROLD假說的文獻多以語言為研究材料，其缺點為語言能力僅能觀察到大腦前額葉活化情形。本研究因此使用與顳葉-頂葉區域相關之視覺空間能力作業，欲了解這些腦區在老化過程中的補償機制。類別性空間關係(categorical spatial relations)與量化性空間關係(coordinate spatial relations)為兩種描述物體間位置關係的方式。這兩種空間關係已被許多研究證實有左右半腦特化(hemispheric specialisation)的情形：類別性空間關係使用抽象/籠統的詞彙描述物體的空間關係（例如：鉛筆在橡皮擦的左邊），左腦較擅於處理此類空間關係；量化性空間關係使用精確的數量關係描述物體間的空間關係（例如：鉛筆在橡皮擦五公分遠的地方），與右腦頂葉活化有關。本研究藉由這兩種空間關係的半腦側化特性探討老化大腦的補償機制。

本研究包含兩個實驗：神經心理實驗及腦造影實驗。神經心理實驗共徵收55位40 至 69歲間的健康年長受試者。受試者執行一系列神經心理測驗以了解其整體認知能力：心理動力能力、注意力及中央執行能力、語言能力、空間能力，以及本實驗室所設計的兩個視覺空間短期記憶測驗： CATCOORD 作業及 dot-cross 作業。受試者依其認知能力的綜合表現分為高/低（認知）能力組。實驗結果顯示低能力組在執行視覺空間短期記憶作業時與語言能力有顯著相關而高能力組與其他認知能力無顯著相關。即低能力組使用額外的語言資源仍無法有效地幫助他們執行視覺空間作業。腦造影實驗徵收37位已參與神經心理實驗的受試者進入核磁共振造影儀器執行dot-cross作業。腦造影結果顯示受試者在判斷類別性及量化性空間關係時兩半腦同時活化。高能力組較低能力組有更強烈及廣泛的神經網絡且當處理較難的題目時，高能力組使用更多的前額葉資源（與注意力及執行決策能力有關）。

本研究透過神經心理及腦造影實驗了解大腦如何面對老化過程中衰退的認知歷程。結果顯示高認知能力組展現高度專注力但低認知能力組則無法選擇適當的認知資源。故提高專注力及過濾無關訊息的能力有助於年長者的認知表現。未來研究若欲協助年長者面對認知能力衰退，可增強注意力及執行決策之能力進而提昇其生活品質。

-------------------------------------------------------------------------------------

失業、經濟成長、和貿易：奧肯定律在台灣的實證研究

劉禹伸／英國南安普頓大學經濟系博士候選人

整體失業率與經濟成長率的關係一直是實證經濟學家關注的焦點。自從奧肯(1962)首次利用美國總體數據得出失業率以及GNP成長率之間的負相關性之後，奧肯係數及其計量框架即被許多實證學者廣泛檢驗、運用。本文亦嘗試運用此模型架構，加入出口成長率，檢驗台灣作為一出口導向的已發展經濟體，其週期性就業狀況是否亦受出口成長之影響。本文採取時間序列分析中的自回歸滯後模型(Autoregressive Distributed Lag Model)檢驗之。2009年，Dutt, Mitra and Ranjan 使用搜尋－配對理論，在赫克謝爾－歐林(Heckscher–Ohlin model)模型框架下得出結論：技術豐富國在增產並出口技術密集財貨時，由於不同產業間的工作創造率(job creation rate)和工作汰減率(job destruction rate)，將令其整體失業率上升。

更進一步地，本研究使用Chow檢定來判斷在特定事件發生時間點上，是否有結構性斷裂(structural break)產生。本文選定兩個時間點：1990第一季，和2002年第一季。前者是台灣繼1949年國民黨政府來台之後，首次恢復與中國的出口貿易的時間點。後者則是台灣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的時間點。如果Dutt et al.的理論符合實證結果，則或該觀測到出口成長率對週期性失業率的邊際影響在此結構斷裂點前後呈現顯著差異。本研究同時採取Quandt Likelihood Ratio (QLR)檢驗，進一步深化Chow 檢定量，以檢測最可能產生結構性斷裂的時間點。本研究得出，1986年是最可能發生結構性斷裂的時間點，該時間點或有許多不同的歷史事件交互影響台灣：日本的泡沫經濟，國際原物料價格的歷史性新低點，以及即將結束的戒嚴戡亂時期。本研究為達一定程度的穩健性，除採用普遍的Hodrick–Prescott過濾法來得出週期性估計數據之外, 為控制季節性因素，同時採取Holt-Winters de-seasonal smoothing方法，得出另一組週期性但考量季節性因素的數據。在Chow檢定、與QLR結果中，兩組數據呈現類似的估計。

-------------------------------------------------------------------------------------

臺灣內國銀行對中企業放款的潛在風險

黃維民／英國倫敦大學皇后瑪麗學院法律碩士生

銀行業與非屬其本國的他國或跨國企業往來業務，在現今資本流動快速的角度下看來，似乎是件習以為常的事情。但臺灣的銀行對於中國企業放款，其性質是否為普通的跨國業務呢？從金融風險的控管角度來觀察，本文對此性質希冀再進一步分析。

日前臺灣國內銀行對於中國企業放款的聯貸案，放款案件數量尚不明確，卻發生數件聯貸案因為面臨借款人倒閉，使臺灣放款銀行陷入了倒帳危機。目前在臺灣對於中國企業放款的類型大致可分為兩種：第一種是臺灣國內銀行透過外國領頭銀行(arranger, agent bank or lead)，組成銀行團對中國企業進行聯合貸款(syndicate loan)，一旦借款人倒閉，由於無擔保債權的清償順位不及擔保債權，臺灣銀行涉及聯貸案將陷入無法受償情形。此種融資案有日前受人矚目的中國索力鞋業案１、旭光案２等，近日受矚目的銀行倒債風險案多屬於此類；第二種型為中國企業利用在臺灣發行臺灣存託憑證 (Taiwan depositary receipts, 下略稱TDRs)，向臺灣國內承銷存託憑證的金控銀行申請貸款，如中國金衛公司３、康師傅頂新集團４等。

對於第一種類型貸款，涉及曝險金額部分，我國行政院以需觀察其貸款金額總量，以及往來銀行觀察做中性回應，似乎監管機關對於銀行聯貸的管控除了銀行本身風險管控外，金管會只有對於貸款的金額量化管制５。此種管制方式下，對其為無擔保貸款之事宜，難謂沒有疑慮。難謂沒有疑慮。然而，另外一種放款方式－即發行TDRs並藉以申請貸款，其風險亦不可小覷。藉TDRs在臺發行的中國企業，多以第三地發行股份（如：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等）在臺灣申請TDRs上市，除了存託憑證本身性質並不等同於一般臺灣上市櫃股票外，臺灣證券監管機關對於申請企業於國外證券發行的財務狀況以及股價異常波動無法即時監管，更甚者，臺灣因為法規限制並不能直接到中國企業進行財務稽核。由此可知，TDRs難成為借款公司具有償債能力的依據。

基於前述背景，本文希冀討論三個部分：第一是部分是強調我國對於中國企業放款的實務面以及法規面潛在風險。第二部分是提出我國金融監管法規可能的修法方向，參考英國的銀行監管機制，討論英國金融監管制度引進台灣金融監管法規，是否可行及能否降低潛在風險。第三部分討論日前金管會同國內數家銀行與中國簽署的聯貸備忘錄６，希望探究該備忘錄是否能有效提升我國銀行對於債權受償權順位，降低金融風險。

1. 自由時報，「中國索力倒帳 台灣六銀仍求償無門」，2014年12月11日http://news.ltn.com.tw/news/business/paper/838177
2. 新頭殼newtalk，「中企倒台銀50億 財政部坦承無擔保品」，2014年10月14日 http://newtalk.tw/news/2014/10/14/52471.html
3. 中央社，「金管會：金衛還款繳息正常」，2014年9月23日 http://www.cna.com.tw/news/afe/201409230323
4. ETtoday東森新聞網，「曾銘宗：頂新康師傅TDR 60億買101股權」，2014年11月11日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31111/293844.htm
5. 中央社，「陸企借貸陸企借貸 江宜樺：應看總量」，2014年10月17日 http://www.cna.com.tw/news/afe/201409230323
6. 蘋果新聞，「兩岸銀行簽聯貸MOU 國銀陸銀各5家」，2014年12月16日。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41216/525044/